“会计”一词，早在西周就有。《周礼·天官》中指出：“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日成”为10日事之文书，相当于旬报，“月要”为一月成事之文书，相当于月报，“岁会”则是一年成事之文书，相当于年报。也就是说，“日成”，“月要”和“岁会”已初步具备现代会计报表的作用。
文化通常是指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文明逐渐积累而成的。会计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有了会计就有了会计文化，就有了会计职业道德。而会计职业道德及其规范是会计文化的核心部分。 1．会计文化的构成要素 会计文化的要素主要包括共同价值观、行为规范、形象与形象性活动等。会计文化作为全体会计从业人员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体系，一种组织的风气、风格，包括价值观念、行为准测、道德规范、管理制度以及行业形象等，既为全体会计从业人员所创造，同时又塑造了这个群体。 2．会计文化是对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 会计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必须不断地吸收历史的优秀文化，形成和发展会计文化，同时又要创新文化，传递给下一个历史时期。其传递是依附于会计技术与方法的发展和应用而进行的，而会计技术与方法的运用，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因此，会计职业道德在会计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是必需的，而且不断发展与完善，并被赋予新的内容，它已成为会计文化的核心理念。
古代会计
人类原始计量记录行为的发生是以人类生产行为的发生，发展作为根本前提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代会计，从时间上说，就是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至封建社会末期的这段漫长的时期。
从会计所运用的主要技术方法方面看，主要涉及原始计量记录法，单式账簿法和初创时期的复式记账法等。这个期间的会计所进行的计量，记录，分析等工作一开始是同其他计算工作混合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后，才逐步形成一套具有自己特征的方法体系，成为一种独立的管理工作。
近代会计
一般认为，从单式记账法过渡到复式记账法，是近代会计形成的标志。
近代会计的时间跨度标志一般认为应从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会计学家卢卡·帕乔利所著《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公开出版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此间在会计的方法技术与内容上有两点重大发展，其一是复式记账法的不断完善和推广，其二是成本会计的产生和迅速发展，继而成为会计学中管理会计分支的重要基础。
在近代会计阶段，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称为近代会计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一是复式账簿的产生，二是世界上成立第一个会计师协会--爱丁堡会计师公会。
近代会计的核心理论贡献主要有：
（1）折旧的思想。
（2）划分资本与收益。
（3）重视成本会计。
（4）财务报表审计制度。
扩展资料
现代会计是商品经济的产物。14、15世纪，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会计的发展。其主要标志：一是利用货币计量进行价值核算；二是广泛采用复式记账法，从而形成现代会计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基石。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管理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影响，传统的财务会计不断充实和完善，财务会计核算工作更加标准化、通用化和规化。
与此同时，会计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成本会计的基础上，紧密配合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提供信息的管理会计体系，从而使会计工作从传统的事后记账、算账、报账，转为事前的预测与决策、事中的监督与控制、事后的核算与分析。
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是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从此，现代会计形成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随着现代化生产的迅速发展，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电子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会计核算，使会计信息的搜集、分类、处理、反馈等操作程序摆脱了传统的手工操作，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会计科学的根本变革。
现代会计的时间跨度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此间会计方法技术和内容的发展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会计核算手段方面质的飞跃，即现代电子技术与会计融合导致的“会计电算化”，二是会计伴随着生产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而分化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分支。
1946年在美国诞生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53年便在会计中得到初步应用，其后迅速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就已经出现了电子计算机软件方面数据库的应用，并建立了电子计算机的全面管理系统。从系统的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的“管理会计”这一术语在1952年的世界会计学会上获得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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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萌生于人类识别和监督的需要，孕育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思想的演进是会计思想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夏代作为古代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它所建立的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的邦国组织，不仅为以后商周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形成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会计思想的最初萌芽；商代为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可以说，从这时期开始，真正的会计思想才初步形成。 夏朝时的会计思想 夏朝（约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是奴隶制的形成时期，在前期仍是原始社会，中期才可能是奴隶社会，“从物质文化的具体特点来说，商周发达的青铜器文化与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夏文化阶段。由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所体现的社会形态来观察，和传说记载中（关于）夏朝的情况有些类似。”有关夏朝的史料非常缺乏，我们只能依靠推测和传说来考察这一时期的会计思想。先来看一下夏朝的技术背景和制度背景。夏朝不仅有石骨器、铜器和车舟的制作技术，而且陶器的制作技术比以前更加精细，生产工具也由石器逐步演变为铜石并用，“自铜发明（按：指铜的冶炼），首先制造者为利器（按：指兵器）与工具。利器如刀，为防身所必需；工具如铲，为耕种所必需。”由于铜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再加上农业施肥和灌溉技术的发明，原始社会的生产协作逐步向生产过程的个人化发展。土地所有制由原来的氏族所有渐渐演变为大家族所有，氏族内部逐渐分化为大家族和特殊的小家族，原来以性别和年龄的分工逐步演化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分工。生产过程的个人化与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又休戚相关，“生产过程的个人化既是私有财产出现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而私有财产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加关心投入与结果的比较，从而使会计思想从简单的计数反映发展到主动的核算和监督。家族间分工活动的出现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商业活动的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也就相伴而生了。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也逐渐产生计数的思想，这是人们识别和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一种本能体现。“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会计计量思想的最初萌芽－“简单刻记”和“结绳计事”也应运而生，这种计量思想是人类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为了生产实践的基本需要而出现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们注意管理经济的最初表现。这种基本会计思想的出现，中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伏羲时代即有“结绳记事”之法的出现（虽然只是传说，但从文物和史料记载上，可以断定在伏羲时代已存在这种计数方法。），据说古代秘鲁人的结绳法是十分全面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用绳结表示。“通常以主绳为干，上系各色小绳，因事物种类之别，而各异其结，如以黄色表示黄金；白色表示白银；绿色表示谷物。数星方面，见单结表示十，双结表示二十，重结表示百，二重结为二百等等。”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约是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由于部落间交换活动的日益频繁，仅靠结绳已无法满足交易和生产活动的需要，最初意义上的会计凭证－“书契”开始出现，“黄帝命隶首作数，以率其羡，要共会，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制定会计计量标准的思想－度量衡的出现，则标志着会计记录方式有了最初的萌芽，不仅有明确的量的观念，而且对实物的确认也有质的思想，“书契”作为记帐凭证的应用，使我国会计出现了最简单的轮廓，是我国古代会计思想史上一件大事。 但是技术进步只是会计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会计思想要想能够反映和促进技术的进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演进必须能够容纳和促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以文化为核心的制度背景，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有的以“帝王文化”为特征的产权思想，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帝王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王权所有的产权思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王权所有的思想是在国家出现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剩余产品交换活动一般是在氏族首领间进行的，这为氏族首领利用公共权利为个人利益而侵占公共财产创造了条件，从而刺激了氏族首领对公共权力的崇拜和追求，更多的公共权力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得，频繁的战争最终导致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力量—国家的产生。 中国国家的形成与雅典和罗马均不相同，国家的形式既不是氏族集团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的，而是氏族内部先分化为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此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其特征包括：土地国有；租税合一；专制主义；水利灌溉；农村公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和各种各样拟血缘关系的“家”，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宗法原则，所构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形式的产权都带有超经济的色彩，“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者惟一的所有者”，最终形成“朕即国家、朕即天下”的思想。而会计作为反映产权变化的工具，产权超经济的特征必然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父权家长制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的演化结果，其本质特征是家庭制，国家作为家庭的扩大，必然使统治者把族权和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齐，构成政治体制的基础。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作为国家财产“唯一所有者”的需要，必然会把会计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韩非子·饰邪》所记载的“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的传说，即反映了大禹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对各部落进行贡赋缴纳的会计考核中，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采取的严厉措施。 夏朝有关会计的传说只是反映了人们对会计思想一些最简单的推测，夏代物质产品逐渐丰富，交通工具有了较快的发展，“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为商品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会计产生的可能性提供物质基础。伴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如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会计出现的必要性，由社会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可能性和由处理人们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必要性，两者有机结合，决定了会计产生的必然性。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会计邀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这三种说法反映夏代已有贡赋征收的制度，会计作为反映实物产权变化的工具，必然存在着会计对贡赋核算的思想。夏代时计量手段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人们已经开始用实物来度量，“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则是反映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没有某种衡量形式，财产权就不可能建立，交换也不会发生。”会计作为反映财产权变化的思想也是计数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