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会计思想源远流长，然而中国会计从先进到落后，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对中西方会计发展的比较研究，我们也许可以找出一些影响会计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此对我国会计发展作出反思，对未来进行规划。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本文试图从会计的历史文化、思维模式和研究机制等文化方面对中西方会计的发展作一比较，从另一角度作一分析。一、历史文化西方历史上基督教文化是主流文化，基督教义中尽管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人生的过程就是为了赎罪，圣经中也有“摩西十戒”作为信徒的行为规范，但基督教并未将经商获利行为视为罪恶，相反，基督教堂往往以大量的经营活动来保证教堂的日常开支。即使在中世纪的封建王国，重商主义的思想也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指导思想，渗透到国家的经济制度中。文艺复兴后，天赋人权的思想深入人心，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初见端倪，追逐利润的行为更被视为天经地义。英法资产阶级大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国体相继在欧洲一些国家被确立起来，在竞相追逐高额利润的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运行。在这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往往是在一种粗放经营的情况下追逐利润，对会计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西方会计在以前在园会计的基础上变革并不是很大。工业革命到来之后，科技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组织上的变革和创新。随着社会利润的平均化，传统的粗放经营已经不能满足对利润的需要，生产进一步集约化。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属为特征的股份公司的产生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组织上的创新。现代流行的大部分经典性会计思想的产生都源于股份公司的实践（尤以美国为甚）。今天的绝大部分管理会计的方法都产生于1825年——1925年，而这一恰恰是公司制逐步完善的时期，应该说，利润对精确信息的需要日益迫切，促使收集、整理和分析企业日常经营中所产生的大量各种各样的数据的方法大大改进，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会计制度的改革，促成了会计脱离管理的领域而自成一门学科。新的会计制度分为三大类：财务会计、固定资本核算和成本会计。现代会计的雏形就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深化中被确立起来。其后在20世纪初，一大批公司制企业对会计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杜邦公司首次将会计上的三个基本类型（财务会计、固定资本核算和成本会计）有效地结合成一体，为现代的资产会计奠定了基础；到1910年，他们已发展出一套后来成为20世纪工业企业标准会计程序的会计方法和会计监督。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经济难免会出现一些混乱。1929年——1937年的经济危机一开始，就有人认为松散的会计实务是导致美国资本市场崩溃的原因之一。在这一情形下，美国于1933年和1934年分别颁布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提供统一的会计信息，并于1934年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并要求该组织负责制定上市公司所必须遵守的统一会计规则，从而使财务会计进入了接受准则规范的时代。经过SEC、APB、FASB等准则制定机构及其相关利益团体的不懈努力，到50年代中期，美国已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会计准则体系。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周朝就出现了较为完善的财计组织。在以后的三千多年内，官厅财计组织几经变迁，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高度集权的财政体系。唐、宋时期形成了中式会计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四柱结算法”，在世界会计发展史上一度处于领先地位；而在民间，会计历经了一个三脚账、龙门账、四脚账的由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的发展过程。由于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夹生”状态，故而龙门账、四脚账等账法也处于一种“夹生”状态。与西式借贷复式簿记相比，中式复式簿记还存在许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如账簿组织不够严密，会计核算项目设置不够科学，账户体系不够健全，账页和结册格式过于简略，对原始凭证的运用不够严格，尚不会运用记账凭证归类整理账目，以及在基本账法运用方面还显得繁琐、杂乱等等，说明中式复式记账还处于复式记账的幼年时期。到了清代末年，开始了西式会计的引进和中式会计的改良。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经历了苏联会计的引入和西方会计的引入。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建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模式。认真分析一下上述中西方会计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发展与历史文化差异的关系。在西方文化中，不断与自然抗争一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可能与其所处地理环境有关，探索精神、冒险精神深深融入了西方人的民族精神中。文艺复兴后，西方哲学冲出了神学的禁锢，科学理性的一个重要重点就是对既有理论的怀疑态度。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使逐利动机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发展下，会计方法和理论能够得到不断发展和演进。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与自然和睦相处。“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一直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又将读圣贤书之外的其他技艺视为“奇淫巧技”、“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因此，中国会计尽管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由于不受重视，它只是作为一种技艺在师徒间口传身授，很难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统治下，官厅会计发育得比较成熟，而民间会计则稚嫩得多。中国传统中“重义轻利”，使得会计不大注重会计凭证的运用，这种弊病不仅导致我国民间会计在会计凭证运用方面落后于官厅，而且也是导致近代我国会计落后于西方会计的重要原因之上。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经济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受到政治影响，会计思想受到了左倾思想的桎梏，没有大的发展。这种情况尽管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也不能不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一种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有关。二、思维模式从思维模式上来看，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崇尚科学和理性，条分缕析的思维习惯从当代各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中都可以看出来，以至于20世纪被称为“分析的世纪”。概念、判断、推理，这些形式逻辑的主要要素构成了西方科学体系的粘合剂。这种思维模式使得西方会计的理论体系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使得整个理论结构逻辑清晰，结构清楚。但这种思维习惯也有其弱点，那就是在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有所欠缺，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信息流量越来越大的时代，这种思维模式是无法胜任人们的要求的。而东方人的思维习惯则恰恰相反，尤其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整体把握，在细节的分析上则稍逊一筹。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明心见性”，主张用主观的“心”去感悟，以求得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对具体的文义辨析，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语言只是表达的工具，主张“得鱼忘签”，不必纠缠于语言的罗网之中。更有甚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释家思想的结合，禅宗认为正觉在“悟”，一旦着于文宇，对世界的认识就会陷入误区。这种思维模式由于强调“流变”，而缺乏对要领的精确定义和识别，使得在理论上往往概念重叠、模糊不清，这对于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相对滞后于西方有较大的消极影响，而我国会计规范的不稳定性与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不无关系。但事实上，这种认识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西方的切割式思维要优越一些，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本来就应该是整体感知的。不过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认识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应该将东西方的思维模式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点，互为补充，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提高认知水平。许多西方会计理论或准则引入中国后往往难以实行，或者实行后与预期大相径庭，这不仅与中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有关，而且与中西方思维认知模式的不同关系极大。由于多年的西化教育，会计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往往思维方式已经西化，而在民间，传统思维模式影响巨大，这样就在理论、政策与实务之间产生了一个较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既是“知”与“行”的矛盾，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冲撞结果。三、研究机制欧美国家的自由经济模式下，研究人员和经费天经地义地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学研一体化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具有权威性的会计团体中，核心人物往往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教育家，如蒙哥马利、佩顿、利特尔顿等人。在从前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计的发展过程的回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会计理论也罢，会计技术也罢，其发展与企业的实际需要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企业与经济的需要是会计发展的方向。在较为完善的教育科研体制下，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一门学科可以因此得以健康发展。不同学派的交流与争鸣中，可以使学科的发展更为迅速。在中国，正如前述，会计作为一门安身立命、世代口授身传的手艺，很难被人们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系统的研究。例如在明末清初出现在商界、钱庄票号的龙门账，据传就是名医傅青主为反清复明开设的票号所创。这种会计技术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所限，研究体制所限，实在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会计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科研机制也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而中国文化传统中“文人相轻”的不良习气对各种学派的交流与发展又是一个极大的阻碍：为数木少的研究者的研究与其说是以问题为中心，倒不如说是以学位、职称等切身利益为中心。这些问题也是良性研究机制难以有效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我国会计团体由于缺乏权威性，使其在实务中往往缺乏约束力，因此对于学科发展的推动力不够。以上我们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会计发展的研究作了一个粗略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对于会计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方面。历史文化的差异是会计发展差异在文化上的主要因素，思维模式的差异是形成东西方会计发展差异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研究机制是促进会计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在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优于西方的分析切割式思维模式，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对思维的要求，这给中国会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例如传统西式会计报告已很难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把多媒体技术或诸如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等数学方法应用于会计报告，反映企业经营的整体面貌，似乎更能发挥出中国人的整体思维优势。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现在实际上是西化教育，整体思维的习惯正在被西方的切割式思维所取代，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忧心忡忡。另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中国目前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只有在中国经济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时，市场经济的思想真正深入人心时，会计研究体制真正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时，中国的会计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思维模式的先进性只是给中国会计的领先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中国经济的强大，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中国会计人的共同努力。
杨纪琬、娄尔行、葛家澍、余绪缨。
1、杨纪琬
中国著名会计学家。上海松江人，1917年 11月出生，卒于1999年2月6日。
1935年，杨纪琬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攻读中英庚款基金会的在职研究生。1939 年起至1949年止，先后担任国立，上海商学院、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会计学助教、讲师、教授。
1949年调入财政部会计司工作，曾任会计司司长等职务。从1980年起杨纪琬教授主持起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会计法》，并于八十年代初与阎达五教授一道提出并完善了会计管理论。会计管理论在学术界和实务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成为八十年代会计工作转轨变型的主要理论依据。
其代表作品为《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建设》。杨纪琬在任其间，建议及推动恢复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所以是中国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2、娄尔行
著名会计学家和教育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审计学会顾问，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名誉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娄尔行教授。中国大陆第一批四个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之一 （另三人为杨纪琬、葛家澍、余绪缨）。
生于1915年7月15日，祖籍浙江绍兴，因病于2000年5月28日。上午9时10分不幸逝世，享年85岁。1937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同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深造。1939 年毕业，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 学成回国后，他立志报效祖国。
1939 年至1949年先后在国立上海商学院、私立光华大学，国立临时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50年起先后在上海财经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后改为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授，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主任、名誉系主任。
娄尔行教授是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会计学家之一， 是新会计学科体系的主要创始人，为排动中国会计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会计界享有很高声誉。
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及顾问、中国成本研究会顾问、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财政部会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成员，还受聘担任江西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和顾问。
3、葛家澍
1921年3月生于江苏兴化。1945 年厦门大学会计系毕业，获商学士学位，毕业后即留校任教。
1956 年晋升为副教授，1978 年晋升为教授。在校内历任经济系副主任和经济学院院长。50年来，他致力于会计理论和财务会计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达到了领先水平，在海外亦有重要影响。
他先后受原教育部和国家教委的委托，主编了全国统编教材《会计基础知识》(1982 年改名为《会计学基穿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会计学导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会计学》等。
发表的专著有《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课题，由他主笔)、《通货膨胀会计》、《物价变动会计》、《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会计的基本概念》以及他的个人论文集《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等8部。
建国以来他在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在100篇以上。由于他的学术成就，从1981年起，被聘任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经济学)评议组第一届和第二届成员，前后共十年。他是我国1981年第一批授予的会计学博士生导师。
他培养了我国第一位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系整个经济学方向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第一位审计方向的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和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由他指导的来自台湾的博士生在1996年获得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
此外，他还是我国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学术联系人，指导了第一位进站做会计、审计研究工作的博士后。
4、余绪缨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中国现代管理会计学科奠基人，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会计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顾问，国际权威刊物《会计国际学刊》编辑政策部成员，原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常委、民盟厦门市主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
余先生，1922 年8月出生于江西靖安，逝世于2007年9月23日，上午7时。1945 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厦门大学。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带头人，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
深圳大学、中山大学等七校客座(兼职)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权威性会计刊物《会计国际学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0F ACCOUNTING)编辑政策部成员（该部由从世界多国选聘的5名著名学者组成）。
中国会计学会顾问，财政部人才中心高级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美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与研究国际学会和加拿大学术会计学会会员。
曾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级经济师评委会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厦门大学会计与企业管理系主任、厦门大学会计系主任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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