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传说人物。《史记》、《国语·郑语》、《列仙传》等古籍载，彭祖名铿，陆终氏第三子，封于彭城，故号彭城，故号彭祖。《四川通志》说他晚年入蜀，定居彭山县象耳山，以彭为氏，卒后葬于彭亡山（今彭祖山）。今陵墓犹存，墓前有清同治六年（1867年）县令王燕琼所立墓碑。 彭祖会炼丹，善采药，长于养身术，传说他活了800多岁，自历夏至殷末。自古以来，民间一直将他作为“老寿星”来传颂。
崇山清流孕金江一走进金江学校，教学楼前坪里的一棵棵樟树让人吃了一惊。几十棵参天大树就那样闲适地矗立在那里，昂首挺胸，气节不凡，却又十分亲和地洒下片片浓阴。据说校园中的古樟共有54棵，这么多的古木一齐出现在视野里，真是少见的壮观。古樟的具体数量就不用一一去数了，我们在乎的只是这种枝叶葱茏的赏心悦目了。 学生们正在上课，于是便有琅琅书声在林梢回旋。教学楼虽然已经有些破旧，但它那钢筋水泥的建筑告诉我们，我们所要寻找的金江书院还在更深邃的地方。 穿过教学楼，正对着教学楼门厅的是一条水泥路，两边是绿化带，几棵树在路边舒展着枝叶。水泥路的尽头有一个气派的大门，学校本来准备将这里作为正门的，一直未能实现，门建好了现在却用砖石封堵住了。以前金江书院的正门就在这里，那时的建筑格局具体如何已经没有了踪迹，但规模绝对不小，有几进几厅，中间还有几个天井。 据市文化馆潘信之老师回忆，金江书院是一座典型的清代风格建筑，门楼对着广袤的田野，也正是今天金江学校已封堵的校门位置。从门楼进去过甬道是个院子，院子再进去是前厅，前厅过去是长30米左右的长厅，然后是大成殿，厅殿之间间以天井，天井里树木葱茏，这是书院中轴线上的建筑。两边有八个斋堂，就是教室了，此外还有众多错落有致的建筑，师生宿舍、图书室、餐厅厨房、箱箧室、浴室等一应俱全。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书院旧有的建筑才被拆除了。 现在，金江书院的旧迹已经荡然无存，触目所及的都是与它相隔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建筑，只剩下了一些随风轻轻摇曳的古木，但它们又什么都不说。二 据一份1984年编写的油印资料记载，金江书院“始建于公元一八七四年”。而据1994年版《浏阳县志》及其他资料记载，金江书院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而且学校在拆旧礼堂时，在屋梁上找到一本1872年的旧历书，据此看来，书院应该是建于1872年了。而对于其创建也就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由浏阳西乡汤、陈、邱、娄四姓（乡绅）为首捐资兴建。”当时书院聘有讲师，每旬三、八两日讲学，讲学内容为经义（四书五经的意义）和制艺（八股文章的作法），听课的除住斋生外，还有西乡各地的童生。书院其实并没有办多久，到1898年戊戍变法废除科举取士制度时，它就改为“金江两等小学堂”了，当时同时办有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在金江走出来的众多才俊中，陈昌（1894年—1930年，字章甫）不得不提。清光绪末年，陈昌就读于金江，现在其后代仍保存有他光绪年间的毕业文凭，文凭还记载了当时开设的课程有自然、地理、历史、国文、算术等，可见学生们当时已经在接触现代科学文明了。 虽然名称在不断改变，但这里除因故短暂停止办学外，百余年来一直是书声琅琅的。 2000年七中编写的一份简介介绍了这百多年来校名的沿革：金江书院：1872年始建—1898年金江两等小学堂：1898年—1906年浏阳西乡金江高等小学堂：1907年—1937年浏阳私立金江高级小学校：1938年—1941年浏阳私立金江初级中学：1942年—1959年，其中1958年开始办高中浏阳县第七中学：1959年—1974年镇头区五七大学：1975年—1978年浏阳县第七中学：1979年—1992年浏阳市第七中学：1993年—2000年浏阳市五中分校：2000年—2001年6月浏阳市金江学校：2001年7——至今（浏阳市惟一的国有民办高考复读学校）百余年的历程，自然不是这么简单几句话可以容纳尽的，这一路上的多少细节，都已经被慢慢淡忘了，而校名变更的同时，又见证了多少沧桑巨变呢？如改名为“镇头区五七大学”的背后就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由“浏阳县第七中学”改为“浏阳市第七中学”的背后，就是浏阳撤县设市的巨大变化。三 据《普迹镇镇志》修志同志介绍：书院的旧貌他们也不太清楚，但他们说当时书院占地3600多平方米，书院的所在地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被当地很有名气的“金江八景”（海慧晨钟、船山映月、月茅雪霁、水市风帆、牛首夕阳、丽湖烟树、平步晴岚）所环抱，东南方遥对罗霄山脉的一个小山峰——白茅尖，西北方不远有浏阳河缓缓流过。 在一大摞照片中，有一张还勉强能看得到一点金江书院的影子。那是1988年5月宋任穷同志回母校视察时拍摄的。那时的书院已经破败不堪，墙壁上裸露出青砖，地面上铺着的是一块块的方砖，积年累月，方砖被踩得凹凸不平。可以想像，百余年来，有多少学子从这上面走过，又有多少英年才俊从这里走出去，更有多少仁人志士踏着这些方砖走上革命道路。四 辛亥革命后，金江高小成为了当时浏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更是革命的摇篮。金江的众多师生，为传播新文化而不辞辛劳，甚至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1920年冬，作为新民学会骨干的陈昌受毛泽东指派回浏，与时任校长黄谱笙一起在金江高小开办“浏西文化书社”，积极翻印和推销《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宣扬新道德，传播马列主义。1921年、1922年，陈昌陆续邀请陈作为、郭一予、夏明翰、傅昌钰、罗德清等到校任教。当时很多革命志士云集金江，组成了“西区文化促进会”，定期举办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探索革命的真谛。不久，中共浏阳第一个党支部——金江学校特别支部在此成立。 1922年秋，陈昌、夏明翰、潘介棠等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金江女校”，并推动西乡20所小学开设女生班，给妇女创造了读书和受教育的机会，并为妇女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1922年至1925年，宋任穷同志在金江高小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他在《宋任穷回忆录》中深情地回忆了那一段既有意义又富激情的学校生活，并称这里是“革命的摇篮”。1924年浏阳的反动当局为了打击金江高小的进步力量，威逼黄谱笙辞职，迫使陈昌、夏明翰等离校，并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进步师生纷纷抗议，学生举行罢课，当时的学校认为宋任穷同志是为组织罢课“摇鹅毛扇”的，还差点开除了他。 从金江书院创办之初的授课内容来看，书院当时是为科举取士服务的，但四大姓乡绅创建这一书院的初衷并非仅仅如此，应该还有更为深远更为重要的影响。现在创建者们应该九泉含笑了，因为书院以及随后出现的学堂、学校，其一脉相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使得这个地方人文如斯蔚起了。 金江书院已经在岁月的风刀霜剑下消失了，但它对这一方土地甚至对整个西区、整个浏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岁月所不能磨灭的。而且这种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发挥作用。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里培育出的人才数以万计，金江学子们无论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抑或是世界各地，他们心中都应该还记得那首老校歌： 白茅峨峨，浏水汤汤，崇山清流，孕此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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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尽管赵敏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女主角，其自身是存在争议的，其最大的争议点就是依附于爱情。张军认为在《倚天屠龙记》中，女性的生活世界被提炼成单纯的“男性——女性”关系。其余都退居其后，她们不需要民族感情（赵敏对于自己的同胞被杀显然漠不关心）、不需要亲情、不需要友情（尤其是女性之间的友情）、更不需要事业。[1]笔者认同赵敏后段确实没有表现出“独立人格”，但对于赵敏为了张无忌弃家叛国的观点持反对意见。 二、赵敏是一个为爱而生的角色 朱贺江,王燕琼将赵敏与张无忌的爱情归入两情相悦式爱情[2]，笔者是不赞同的。张无忌的爱情并不纯粹，就像金庸先生所说，张无忌到底爱哪一个姑娘更加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张无忌“始终拖泥带水”，游离在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四个姑娘中。他学习“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应小昭的请求；任与周芷若订婚是奉义父之命，不与周芷若拜堂是为赵敏所迫，也有对她的迷恋。这与凭着“我偏要勉强”的精神，克服重重险阻，赢得了自己选择的爱情的赵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马冲宇认为《倚天屠龙记》中的四位女性角色的爱情故事反映了金庸在爱情中的平等思想[3]。笔者也是不赞同的。不仅仅是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的其它作品中也经常出现一男多女式的爱情模式。倚天屠龙记的四个女性形象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例如拥有尊贵郡主身份的赵敏，灿若玫瑰，文中没有说明其周围有男性追随者，却要克服重重险阻追求张无忌的爱。张无忌在爱情上拖泥带水，却赢得了四位女性的爱慕。至少在性别层面上，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是不平等的。 而金庸小说中爱情的不平等究其原因是其“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在他的小说中，女性形象经常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品，与爱情相结合，以满足金庸对纯洁，不带有功利性爱情的向往。但是，金庸笔下重要的女性角色就是围绕着爱情的对象—男性打转。殷离因张无忌而死，小昭为爱背叛背负的重任，赵敏为爱放弃郡主的身份，即使是角色较为丰满的周芷若也是以与张无忌结合为自己的希冀。 而张无忌尽管在爱情上拖泥带水，但是其人物塑造的重心是情义。在情义上，他却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担负起了男主角的责任。 [if !supportLists]（一）[endif]前期的赵敏 前期的赵敏具备政治才能。在小说中，赵敏指挥朝廷，在六大派与明教相斗时，采用黄雀在后之计，拿下了六大派远征光明顶的人马。绿柳山庄设宴，用匪夷所思的方式毒倒了明教所有高层。笔者认为明教的侥幸逃脱要归功于张无忌的主角身份。接着，赵敏利用俘获的少林僧众来伪装，混入少林寺，成功拿下少林寺，擒获众僧，押赴大都。在武侠世界中，少林寺被一举拿下的情况属实罕见，这也反映了赵敏的政治才能。 另外，应对寿南山这一情节也反映了了赵敏识人的能力。如果她与张无忌赶回少林报讯，那么他们的处境会极其危险。赵敏却只是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就把寿南山远远的支到了南方。 [if !supportLists]（二）[endif]后期的赵敏 后期的赵敏发生了转变，其变得以恋爱为中心。笔者认为这个转变非常突兀。 从张无忌赵敏第一次小酒馆相会的情节开始，赵敏的聪颖被用在了爱情之上。在这里，张无忌赵敏进行了深刻的交流，明确了立场敌对的关系，此时，必须有一方放弃自身立场，二人的感情才有发展的可能性。此时，赵敏做出了放弃“事业”追求“爱情”的决定。 赵敏选择这个小酒馆作为会面的地点是存在其用意的。赵敏的突然到访必定会引起张无忌的警惕。而赵敏此行的目的并非是挑衅，而是让张无忌安心。选择这个在张无忌势力范围的小酒店是能够达到让张无忌安心的目的的。再者， 张无忌在冰火岛住了九年，之后在武当、蝴蝶谷、红梅山庄和深山雪谷又各住过一段时间，他对于衣食的要求很低。如果去高档酒楼，张无忌必定会很拘谨，难以放下提防之心。而在这种离他住的客店只有五间铺面的街边小店，能使张无忌较为放松，敞开心扉。 在小酒馆里，赵敏先借“试酒防毒”为名，让张无忌喝了三杯她饮过的“残酒”，张无忌立马“心中一荡”，“心神不禁有些异样”。在古代，“摸足”、“画眉”和“饮残酒”这些，都不是普通关系的男女可以随便做的，金庸写的时候，明显有“夫妻相”的隐喻。 借着酒劲，赵敏问出了“张公子，你说是我美呢，还是周姑娘美 ”的问题，并顺着张无忌“自然是你美”的回答，顺势按住了张无忌的手，惹得张无忌“心中怦怦而动”。这是他们第一次暧昧状态下的身体接触，之前都是在敌对交手情况下，性质是不同的。 后来，赵敏被周芷若诬陷，背负“杀害殷离，盗取刀剑”的罪名，张无忌还立誓要“手刃赵敏”。赵敏是依旧利用自己的聪颖化险为夷。 赵敏发现自己蒙冤，立即推断凶手，思索对策。在猜测到凶手可能是周芷若之后，赵敏还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说服张无忌。在已经洞察到张无忌内心对自己的爱的情况下，赵敏了解到张无忌立誓要杀自己。她决定先强化张无忌对自己的感情，然后去找谢逊周芷若交谈，试图找出周芷若的破绽。故事继续发展，借换衣服的场景，赵敏对张无忌进行了表白：“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张无忌很难不动容。在张无忌被张松溪冤枉的背景下，赵敏对张无忌的质问让张无忌开始怀疑赵敏是否就是凶手。 之后，张无忌与赵敏在大都小酒馆的相会使得赵敏对阻止张、周二人的婚礼有了信心。之后从赵敏的抢亲成功到真相大白，赵、张一直是出双入对的模式。 从始至终，赵敏的形象都是聪颖的，但是作者只允许她将聪颖放在爱情上。前期没有围绕爱情的赵敏也只是为后来张无忌误会赵敏这一情节作铺垫。 三、赵敏“抛家弃国”存在其合理性 网络上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赵敏为了一个男人，弃家叛国。笔者认为赵敏的这一行为存在其合理性。 首先在“抛家”上，赵敏断绝与父兄的关系是她和张无忌都是重伤，且张无忌命在旦夕的背景下的。另外，赵敏“原也舍不得爹爹哥哥，”准备“日后再求父兄原谅”。而汝阳王的表现来看，赵敏的父兄原谅她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大概是因为女性角色在小说中处于附庸地位，再加上小说接近尾声，金庸没有安排相关的情节。 在“弃国”上，赵敏最终只是选择退出，两不相帮。笔者认为这并不应成为赵敏被批判的原因。因为赵敏背后的元朝并不具有正义性。《倚天屠龙记》中多处体现了元朝的暴政。张翠山去往武当山的路上看到的是：“十余名元兵手执钢刀长矛，正拦住了数十个百姓大肆残暴。地下鲜血淋漓，已有七八个百姓身首异处。只见一名元兵提起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用力一脚，将他高高踢起，那孩子在半空中大声惨呼，落下来时另一个元兵又挥足踢上，将他如同皮球踢来踢去。只踢得几脚，那孩子早没了声息，已然毙命。”张无忌等人大游皇城之时，看到的是：蒙古兵刀矛齐下，将八名大喊 冤枉的汉子杀死的场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认为赵敏的行为可以称作是弃暗投明。 四、小结 金庸小说中出现为爱而生的赵敏这一人物形象乃至其它形象单一的女性形象的原因可能正如严家炎所说：“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笔者希望看到更多的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不再附庸于男性角色，她们除了爱情之外，也有自己的事业与情义（特别是同性别之间的）。[1]张军. 山隐与凌迟——金庸小说中人物周芷若形象分析[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03)：1-3. [2]朱贺江,王燕琼. 十年一梦叹倚天,顾盼君心思侬情——浅析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情爱世界[J].景德镇高专学报,2012,27(02):29-32. [3]马冲宇. 从《倚天屠龙记》看金庸的爱情观[J]. 芒种，2014(07)：61-62. [4]严家炎. 严家炎论小说[M]. 2002：330.
